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遗址。
重庆日报讯初冬的成都，一场关于时间的发布会正在举行。
当考古学家的手指划过发布台背景上的巨大投影屏，泥土之下的秘密—那些沉睡万年的石器、深埋河床的木桥、险隘山巅的关城、江畔岩壁的堡垒—仿佛被瞬间唤醒，开始讲述巴山蜀水间更为悠远而宏大的故事。
2025年度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报告会评选出的十项成果，犹如一把精准的钥匙，打开了理解成渝地区文明源流的新大门。
在考古专家的带领下，我们从中选取川渝两地各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，进行一次深度的历史穿行—
从四川射洪桃花河畔远古人类的篝火，到重庆合川钓鱼山上回荡的烽烟；从成都平原蔡桥下连接古今的流水，到璧山古道老关口前蜿蜒的石板路。它们不是孤立的遗迹，而是串联起双城数万年人类活动、数千年文明互动的关键链环，揭示了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”那深植于时间长河中的坚实根基。
展开剩余85%桃花河遗址——
涪江畔首次发现的大规模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核心
当我们探讨成渝地区文明的源头，2025年四川射洪市桃花河遗址的发现，为探源工程给出了新的注脚：作为涪江流域首次发现的大规模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核心，其发现填补了涪江流域中上游旧石器遗存的空白，为探讨区域内石器技术演变及古人类迁徙流动提供了关键证据。
这意味着，早在数十万年前，活跃在涪江流域的古人类，已经掌握了相当复杂和标准化的石器制作工艺，具备了有计划、有组织的生产能力。
更为难得的是，遗址中揭露出了多处罕见的古人类活动面遗迹，使得我们能够更直观地“看见”他们当时如何在此栖居、劳作。
初步的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，这里的主要人类活动跨越了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，这是一个关键的古人类演化与环境变迁时期。
结合出土的牛、鹿、象、犀等动物化石，桃花河宛如一个凝固的时空胶囊，为重建当时四川盆地的古生态环境、解读古人类面对气候变化的生存适应策略，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实物材料。
作为涪江流域首次发现的大规模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核心，桃花河的意义是区域性的，更是全局性的。它不仅填补了涪江中上游旧石器文化的空白，其展现出的技术复杂性和空间组织能力，更被专家认为是“同时期南方地区石器技术和空间组织最复杂的遗址之一”。
遗址雄辩地证明，川渝地区绝非文明边缘的“化外之地”，而是自远古起便是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的重要舞台，为后来巴蜀地区文明的诞生，埋下了深远的伏笔。
蔡桥遗址——
两千年前的木桥再现古代蜀地交通
时空从数十万年前的涪江河谷，跳跃至两千多年前的成都平原腹地。在成都市青羊区蔡桥街道，一次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勘探，意外地“打捞”起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木桥，也为我们翻开了一部更为连续的“成都通史”。
蔡桥遗址的文化堆积如同一个天然的历史年轮，从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，到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化、十二桥文化，再到战国、秦汉……不同时期的遗迹遗物在这里层层叠压。而其中最璀璨的明珠，莫过于那座始建于战国晚期、沿用至汉晋时期的木构桥梁。这座桥现存总长约46米，结构之复杂、保存之完好，在国内同期遗存中都很少见。
考古学家清理发现，这座木桥东段宽大，由底板、木桩、侧板、护栏等构成，采用了在河床挖槽铺底、榫卯固定木桩以防沉降的先进工艺；西段则相对简易，由木桩和包裹卵石的竹笼构成。东西两段结构的差异，暗示着这座桥可能历经了不同时代的多次修建与维护。它并非临时性建筑，而是长期服务于当时成都平原水网交通的重要基础设施。
这座木桥的发现，其意义远超一座古桥本身。
首先，它像一把钥匙，实证了战国秦汉时期成都平原已经拥有成熟的木材加工技术、水利工程知识和复杂的交通网络规划能力。
其次，它与成都地区此前发现的汉代廊桥在工艺、结构上高度相似，表明该地区木桥建造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稳定的技术传承。
最重要的是，蔡桥遗址及其木桥生动诠释了成都作为一座因水而生、因桥而兴的城市，其生命力正来源于不断沟通与连接。
这座古桥，可以说是古代蜀地积极构建内部交通动脉、联通内外的一个微观缩影，为理解成都平原何以能持续成为区域文明中心提供了关键实物注脚。
三龟石遗址——
可以立体透视钓鱼城防御体系
当我们将视线东移，来到长江、嘉陵江、涪江三江交汇的重庆合川。江畔一座雄奇的山峦——钓鱼山，因一段改变世界历史的壮烈史诗而闻名。
2025年，钓鱼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并未止步于宏大的历史叙事，而是深入到城墙拐角、门道基石，为我们揭示了这座“东方麦加城”更为精密的内在肌理。
本年度的考古焦点是位于皇宫遗址与加担土遗址之间的三龟石遗址。通过主动性考古发掘，一项关键性突破得以实现：首次完整地清理并贯通了钓鱼城东内城墙，明确了其全线精确的位置与走向。这一发现，如同拼上了城防体系蓝图中长期缺失的一块关键拼图。
考古揭露出的并非一道简单的土石墙体，而是由城门、城墙、高台、道路等一系列设施有机组合而成的立体防御工事。每一处遗迹的形态、砌筑方式、相互关系，都承载着当年筑城者的军事智慧与血火考验。
这些微观发现，使得对钓鱼城防御体系的认知从平面示意图走向了立体透视图。研究人员可以据此更深入地探讨城防设施的构成逻辑、营建的先后次序，以及在不同战争阶段可能的功能调整与应对策略。
钓鱼城的价值，早已超越了一场战役的胜负。它是南宋时期整个川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杰出代表和核心枢纽。
每一次对钓鱼城具体遗存的新发现，都是对南宋军民如何依托川东岭谷独特地理，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纵深防御网络的实证性补充，它是古代中国军事工程学、山地适应性规划和军民合一组织能力的集中体现。
钓鱼城的石头，至今仍在诉说着关于坚守、智慧与家园的故事。
重庆璧山老关口遗址发掘现场。
老关口遗址——
成渝频繁交流的古老历史地标
如果说钓鱼城代表了战争状态下成渝地区的生死相依，那么重庆璧山区的成渝古道老关口遗址，则见证了和平年代两地之间更为日常、也更为深刻的血脉联通。
老关口，地处缙云山脉龙隐山拖木槽垭口，地势险要，自古便是“两山夹一槽”的天然孔道。2025年的抢救性发掘，让这座明清时期“成渝古道东大路”上的重要关隘重见天日。发掘面积虽不大，但收获的系统性信息却极为丰富，清晰展现了一处集交通、军事、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性关隘实态。
这里发现的遗迹犹如一个功能完备的“古代高速公路服务区与关卡”：既有开凿于基岩上、连接东西的石碥道，也有以规整石板铺砌的道路；既有“巴县西界”“险设天成”等界定边界、形容地势的摩崖题刻；更有城门、城墙、哨楼、营房等构成的立体防御设施。
考古学家甚至根据遗迹叠压关系和出土的“嘉庆通宝”等遗物，结合县志记载，初步厘清了关隘从明代到清代乃至近代的两期发展演变脉络。
老关口遗址的价值，在于它的“枢纽”意义。它不仅仅是重庆一侧的关卡，更是成渝古道这条大动脉上的关键节点。
向东，它连接白市驿，通向重庆；向西，它通往来凤驿，指向成都。每日穿梭于此的，有官府的驿马、商旅的车队、迁徙的百姓……它见证了明清时期成渝之间繁荣的商贸物流、持续的人口流动、密切的文化互动，是两地经济圈形成的古老历史地标。
这座关隘，以其坚实的道路、威严的城门和戍卒的营房，实体化了历史上成渝“双城”之间那条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联系纽带。它告诉我们，成都与重庆的“双核”联动，绝非现代经济的偶然创造，而是基于地理通道、历经千年人文交流积淀而成的必然结果。
这些从旧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考古发现，如同散落在巴山蜀水间的文明密码，串联起川渝地区人类活动轨迹与文明传承脉络，如璀璨的星辰点亮了巴蜀文明长卷。川渝两地的考古工作者以手铲拨开尘封，用匠心解读历史，填补了区域考古的空白，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，为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提供生动考古实证。
与会专家表示，本年度川渝地区考古项目填补了川渝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空白，完善了川渝地区先秦时期人群互动关系，加强了历史时期考古成果的信息提取与复原，串联起了川渝地区人类活动轨迹与文明传承脉络。（采编 徐阳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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